鼠疫最初傳給人類，可能不是老鼠惹的禍？

麥克勞德表示，當時的狩獵採集者很可能是因接觸當地的旱獺而染上鼠疫。這項推測也有考古證據可以佐證：考古學家在與貝加爾湖鼠疫疫情同一地區、同一時期的墓葬中，發現了數百顆旱獺的門齒。這些細長彎曲的牙齒顯然被視為珍貴的裝飾品，因此被當作陪葬品埋入墓中。麥克勞德補充說：「在傳播鼠疫的動物當中，旱獺確實是唯一一種有明確考古證據顯示曾與當時人類密切接觸的物種。」

在接下來的數千年間，旱獺仍持續將鼠疫傳染給人類。明尼蘇達大學的歷史學家兼獸醫蘇珊．瓊斯（Susan Jones）研究蘇聯防鼠疫體系已有十年，她表示，1870年代前往西伯利亞進行野外考察的探險隊返國後，便提出鼠疫有可能在旱獺之間流傳，並傳染給接觸牠們的人類。1910至1911年間，中國東北的滿洲地區爆發鼠疫，造成約6萬人死亡。當時，當地獵人告訴前來調查的人員，他們懷疑自己是因為接觸旱獺才染病。

儘管如此，旱獺在中亞草原居民的文化中，始終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蒙古有一道稱為「包杜格」（Boodog）的傳統料理，做法是將燒熱的石頭放進旱獺體內，利用毛皮包裹，從內部烹煮。當地許多人相信旱獺的內臟有益健康，即使獵捕旱獺已遭法律禁止，仍有人持續捕獵。食用生旱獺肉與鼠疫感染病例有關：2020年，科學家曾報告蒙古西部一對夫妻在生食旱獺內臟後死亡的案例。近年，蒙古鄰近省分也有一名15歲少年在獵捕並食用旱獺後死亡。

研究鼠疫生態的奧斯陸大學學者尼爾斯．斯坦西（Nils Stenseth）表示，鼠疫傳到人類身上後，通常就難以繼續傳播，但旱獺卻能讓鼠疫桿菌長期存活。事實上，蒙古旱獺感染鼠疫後的存活率高達五至八成。牠們群居在地下洞穴中，家族成員數量通常多達十幾隻、甚至更多，彼此往來密切，且會共用地下通道，跳蚤也在族群個體之間不斷轉移。麥克勞德說：「這正是最適合生存病原體的環境。」此外，旱獺冬眠期間，地洞也為病菌提供了溫暖舒適的棲身之處。俄羅斯研究人員曾發現，鼠疫桿菌能在齧齒類動物巢穴的墊材中存活超過400天。

正是這個地下世界，孕育了日後肆虐人類帝國的鼠疫。鼠疫桿菌是在數千年前，從一種親緣關係相近的腸道細菌分化而來，但在貝加爾湖地區發現的古老菌株，當時仍缺少最重要的傳播利器：一種稱為ymt的基因。古代DNA分析顯示，鼠疫桿菌大約在公元前1686年至前951年間才獲得這個基因。

Ymt基因會促使受到感染的跳蚤叮咬更多動物，包括人類，因而增加鼠疫傳染給人的機會。這是因為它會讓跳蚤的腸道形成黏液栓塞，阻塞消化道。跳蚤吸入帶有鼠疫桿菌的血液後，就會因無法正常進食而挨餓。飢餓的跳蚤會一再瘋狂叮咬，試圖從任何有體溫的動物身上吸血，原本在動物之間傳播的疾病，就這樣傳到了人類身上。斯坦西和研究同仁甚至發現，鼠疫桿菌還會視情況調整腸道阻塞的程度：當齧齒類動物數量減少、變得更難找到時，便會讓跳蚤的腸道堵塞得更嚴重。

天氣因素也會影響整個傳播過程。斯坦西表示，在中亞草原，如果連續幾年氣候溫暖但不過於炎熱、溼潤卻不至於太潮溼，鼠疫桿菌就可以悄悄在齧齒類動物族群中累積。一旦發生乾旱，齧齒類動物的數量就會驟減，跳蚤的數量也會突然超過宿主。「跳蚤變得太過密集，因此開始躁動不安。」斯坦西說，牠們會轉而跳到其他還找得到的動物身上吸血，包括家畜、貓，甚至人類。

伊爾庫次克研究所的科學家對於這種微妙平衡的理解，源自寄生蟲學家葉夫根尼．巴甫洛夫斯基（Evgeny Pavlovsky）於1939年提出的理論：疾病是特定地區自然環境的一種特性，病原體、齧齒類動物、跳蚤、土壤、水和氣候都同樣重要，而人類只是後來才介入這套自然循環。

相較之下，蘇聯的政策規劃者卻認為人類有能力依照自身需求改造自然環境。瓊斯表示，持續了20世紀大半時間的鼠疫根除行動，正反映出這種思維：「只要投入足夠的知識和資源，我們就能控制任何自然條件、任何事件，甚至任何環境。」

然而，旱獺並未因這些行動而消失，鼠疫也依然存在。到了1990年，根除鼠疫的行動終於告終，而這些行動的失敗，也印證了科學家長久以來的主張：有些疾病本來就是當地自然環境的一部分，人類所能做的，頂多就是學習與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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